
神舟十號從太空歸來,再次將中國航天的高度寫在蒼穹之上。千萬雙有力的手托舉著神舟十號和三名航天員飛向太空,和天宮一號完美對接,也托舉起中國航天夢向宇宙深邃處更進一步。
中國載人航天工程總設計師周建平如此評價載人航天事業的萬人團隊:這是一支年輕、朝氣蓬勃、充滿創新力的隊伍,總設計師都在40歲到50歲之間,主任設計師30到40歲為多,技術骨干大多在30來歲。實現航天夢,這核心競爭力。
在神十太空任務中,一批80后航天人站在了舞台中央,証明了自己,他們成為了托起神十的重要支柱。
責任,永遠牢牢扛在肩上
長征二號2F火箭副主任設計師鄭立偉,今年33歲,從哈爾濱工業大學拿到博士學位后就來到中國航天科技集團一院也就是著名的火箭研究院工作,從此就和載人航天事業結緣。
神十任務中,鄭立偉是逃逸救生小組的負責人,小組的主要工作是實時監測火箭從開始發射到上升階段的重點參數。在發現可能危及航天員生命安全的重大故障時,要及時發出逃逸指令,並帶領使航天員順利脫離危險區。
“這是一項對安全性要求非常高的工作,任何部分微小的技術變化都可能對安全性產生巨大影響。”鄭立偉說。為了測試各種變化因素對安全性的影響,鄭立偉和他的團隊不僅要做復雜的計算機仿真計算,還要依靠人工做大量的實物仿真測試。
“火箭安全上升時,我們不能錯發指令﹔而在真的出現隱患時,我們更不能不發出指令。”鄭立偉說,“對火箭逃逸系統的安全性追求是無止盡的。”
有人說,飛行器太空對接就像是百米外穿針引線,穿針需要一雙明亮的眼睛。神舟十號和天宮一號交會對接中,神十的“眼睛”更亮、更銳利,視野更廣了。其中很大功勞要歸於中國電子科技集團公司的激光雷達團隊。
33歲的李麗和團隊裡的每個人一樣,盡管已經有過神八、神九兩次成功的交會對接經歷,並沒有因此掉以輕心。
李麗負責激光雷達誤差模型的建立,她清楚地知道任何一個環節的小失誤都可能導致交會對接控制錯誤的發生,沒有先例可循,她多個途徑查找資料進行理論學習,並將激光雷達近10年的所有測試數據進行分類統計並分析,數個硬盤的數據處理任務不僅工作量巨大,更為關鍵的是不能放過每個可疑數據。為了不放棄任何一個可疑數據,李麗選擇放棄了休息時間。
“在航天城裡呆久了,偶爾出去一次總覺得與外面的世界有些脫節,隻有回到了航天城,坐在指控大廳的崗位上,才能真正找回內心的平靜。”這是張鍇偶爾說出的一段話,1982年出生的他,是神十任務中國首次太空授課活動的總調度。
參與太空授課活動的單位多達幾十家,北京航天飛行控制中心作為此次太空授課活動測控通信系統的組織者和神經中樞,任務異常艱巨,工作極為繁重。張鍇被任命為總調度后,面對著肩上的萬鈞重擔和極其繁重復雜的協調工作,沒有絲毫退縮。
他從通讀太空授課的方案預案開始,抽絲剝繭,深入其裡,把太空授課的每一處細節、每一個可能出現的故障預案都深深刻入腦海。然后就是沒日沒夜的練習熟悉調度口令,組織任務仿真聯試。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張鍇的孩子今年4月剛剛出生,由於一直忙神舟十號任務,他連家都很少回,抱孩子的次數更是屈指可數。
神舟十號飛船發射升空、精確入軌,北京航天飛行控制中心年輕的軌道崗位主任設計師張宇又一次經受住了大戰的考驗,用事實和結果証明了中國精度——飛船實際入軌參數跟他計算的入軌參數絲毫不差。
2005年碩士畢業來到北京航天飛行控制中心后,張宇就一直默默耕耘在軌道保障崗位上,從當初的助理工程師到現在的軌道組組長兼天宮一號軌道室主任設計師,張宇的工作能力就像神舟飛船一樣不斷躍升。
“我們是中國精度的確定者,但我們更要做中國精度的刷新者。”張宇這樣與團隊共勉:“軌道確定是人類一切太空活動的基礎,我們的軌道確定精度越高,我們才能在太空走的更遠。”

辛苦,常常當成笑話講
36歲的鄧全是中國電子科技集團公司神十激光雷達項目組的分機負責人,為了排查問題,在60攝氏度的高溫箱裡,他貓著腰,臉蒸得通紅,渾身濕透,當時是冬天,外面低溫,整個“冰火兩重天”。但為了盡快查出問題,他一聲未吭。在雲南麗江作試驗,他頂著高原強烈的紫外線在野外一待就是半天,身上皮都晒脫了,第二天依然頂著酷暑進行試驗。為了保障總體外場試驗的順利進行,大年初二就離開剛滿月的孩子毅然踏上了北上北京的火車。
這一切,對載人航天人而言,是家常便飯,也是不足為外人道的平常事。
微波雷達在兩個航天器的交會對接中作用不可替代。在中國航天科工集團公司二院的
交會對接微波雷達團隊中,30歲的賀中琴是唯一一位女設計師,而早在2007年,她還在讀研究生時候,就加入了這個微波雷達項目組,當時她剛滿24歲。雖說是“物以稀為貴”,但賀中琴在項目組裡卻從未享受過任何優待。
至今讓她難忘的是,2009年做試驗的那段日子,試驗的成敗決定著項目組能否順利為微波雷達設備在飛船艙裡尋求到一個合適的安裝位置,從而保証其發揮最佳性能。
這個試驗對環境的要求比較特殊,為了隔絕外界干擾必須在鋪滿吸波材料的暗室裡進行,這讓賀中琴和同事們沒少受罪。
“我們當時做試驗的暗室隻在牆上和天花板上貼了吸波材料,地上沒有,所以需要我們自己購買和鋪設。這還不當緊,最麻煩的是,這個暗室隻有一個門可以進出,極其不方便。”賀中琴說,“比如,我們每天進去的時候,都得把之前鋪好的吸波材料挪開,最后進去的人再把挪開的吸波材料一塊塊重新碼好。然后,接下來整整一天除了吃中飯外,我們都不敢再出去,不敢喝水,不敢上廁所,因為隻要有人出去走一趟,就得再重新鋪一遍,如果鋪不整齊露出來還會影響到測試效果。”
由於吸波材料裡填充了碳粉,所以暗室的空氣裡永遠漂浮著黑色的粉塵。整整大半年,賀中琴和同事們每天都像下礦井挖了煤一樣,整個人都黑呼呼、臟兮兮的,就連手指甲和腳趾甲也都是黑的,用鞋刷子使勁刷都刷不掉。
“記得有一次,所裡領導來暗室慰問我們,就看到我們一撥人黑壓壓的站在那裡。然后所長就突然大聲問‘小賀呢,小賀怎麼沒來?’其實我就站在裡面,但臉啊,手啊,頭發啊都黑呼呼一片,完全認不出模樣。”賀中琴笑著說,這件事后來也常常被大家當笑話講。
同在微波雷達團隊的徐秋鋒,1982年出生,在他記憶裡,從2007年進入項目組開始,就基本沒有什麼假期了,加班和出差成為日常生活裡最遇到的兩件事情。
“特別是前三年,我們沒有周六日。每年大年三十那天才能回到浙江老家,初三晚上就得趕回北京,初四開始加班。我們項目組每個人都是這樣。”徐秋鋒說,最高的時候一個月加班了300多個小時。
第一個女朋友和他提分手,其中一個原因也是因為他太忙沒時間陪。每次說到這件事,徐秋鋒低著頭,憨笑不語。
除了加班,出差也是家常便飯。徐秋鋒說起一次到湖北出差,“我們去的時候天氣還比較熱,大家都隻穿著短袖襯衫,因為想著半個月就回來了,所以也沒多帶衣服,更沒想要帶厚衣服。后來一下待到12月多,湖北那裡還下了雪,我們四個隻好一直裹著在試驗場領到的軍大衣撐到回北京。”
徐秋鋒說的同事,27歲的賈學振說得更幽默:連著三四個月在外奔波。這一圈下來還沒來得及細想感受,就到農歷新年了!
雖然很辛苦,但徐秋鋒覺得很有成就感,“能有幸親身參與到載人航天事業當中並為之做出貢獻,一切都很值!”
遺憾,為了飛天夢而隱忍
身著朴藍大褂,理著平頭,身量顯瘦卻神採飛揚的費江濤是典型的85后,他被同事稱為“離天最近的飛控人”:雖然工作時間不到4年,卻早已是幾次大型航天任務遙控發令崗位的主力。
談到自己的崗位,費江濤自豪的說:“神舟十號飛船在太空中的每一個姿態調整,每一次大小控制,甚至是每一個攝像頭的開關都是通過我這個崗位發送的控制指令實現的,我們確實是離航天員最近的飛控人。”
費江濤深知自己承擔的責任與風險。每一條發往太空的指令,隻需幾秒鐘就能到達,一旦出現錯誤根本沒有機會更改,特別是一些事關飛船生命安全的關鍵指令,必須瞄准目標,百發百中。“壓力山大!”費江濤用時下的流行語來描述自己坐在崗位上時的感受。
從2009年到北京航天飛行控制中心工作后,費江濤的大部分業余時間都是在加班中度過,然而也正是這些八小時之外的加班讓他更快的進步和成長,也才讓他在工作不到兩年就坐上了遙控發令這個關鍵崗位的主崗位子。
費江濤說,每當他坐在遙控發令崗位的座位上時,那種直接跟飛行器下達命令的職責神聖感讓他神經緊繃,精神高度集中。
30歲的謝亞峰,是神舟十號飛船激光雷達單機產品生產負責人。作為家中獨子,又遠在千裡之外工作,平常根本沒有時間照顧家。謝亞峰的父親身體一直不好,但他從沒有對大家談起過,就在神十研制過程中,他輾轉於鄭州、成都、麗江及北京等多地,一個地方試驗做完,馬上“抱著”設備趕往下一個目的地,那段時間成了“空中飛人”。在研制最緊張的時候,父親病重,他隻能趁著假期驅車往返兩千公裡,和父親在一起呆一天。在一次出差途中,他接到父親病危的消息,把工作交接后趕回家,最終還是未能挽救父親的生命。
不是不想家,不是不愛家,而是面對高於一切的航天事業,謝亞峰選擇的是隱忍。他說,如果將來有一天,能看到自己參與研制的設備在星空中成為耀眼的一顆星,那將是告慰父親最好的禮物。
神十成功后,參與微波雷達研制的84年10月出生的馬曉東,經常會被問到類似“神十發射成功了,你們肯定會發不少錢吧?”的問題。
“我說沒有,他們都不相信,於是我就解釋。解釋一遍,他們不信,我就不再解釋了。反正我心裡知道,自己做了一件有意義的事,它會伴隨和影響到今后的人生。”(文/余建斌 吳月輝 喻思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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