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商报：改革、法治和企业家

　　为期三天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落幕，决策层对于中国经济的现状以及如何改变，心里十分明白。

　　根据新华社昨日授权发布的会议内容概要，文风着实令人眼前一亮，脉络清晰，不说废话。全会提出了新常态的9个判断以及8个“更加注重”，点出明年要有所突破的九大改革和三大战略，布置了明年经济工作的5项任务，并明确了财政货币两大政策的出鞘时机。纷繁复杂的中国经济有如庖丁解牛一般，不管落实情况如何，至少我们在正确的方向，区别在于五十步、一百步，还是原地踏步。

　　如何处理稳增长和调结构的矛盾，将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影响我们的判断。很多矛盾，短期与长期，刺激与改革，旧思维和新常态，要素投资和创新消费，衍生于此。路径依赖的变脸，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一点在2014年看得更加透彻。这个依赖，有市场的依赖，有权力的依赖，有利益格局的恋栈，转巨石于万仞，庙堂和江湖，都捏着一把汗。

　　路是我们自己选择的，就要咬着牙走下去。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被赋权相机抉择，加杠杆和去杠杆，起起落落之间，不用拘泥于文字游戏。既然“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明显递减”已成共识，那么我们相信就不会再回到“刺激幻觉”中去。在向前的过程中，没有什么上帝视角，有的只是历史的合力。

　　新常态从提出，到全面阐释，到系统论述，已经明确指出大变局时代的到来。过去不重要的，或者是可以牺牲的，都将成为新的权重和变量。过去产能最重要，现在产品最重要；过去要素最重要，现在创新最重要；过去法治不足尚无大碍，现在市场经济的终极竞争力只能是法治。这也是为什么要“更加注重产权和知识产权的保护”，产权的意义在于定纷止争、鼓励竞争和消弭冲突，没有强大的财产权保护，弃船心态始终游荡。从这个意义上说，法治、财产权和自由，是三位一体的。

　　企业家是市场经济的宝贵财富，会议对此表示认同，提出“更加注重发挥企业家才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从1984年的柳传志，到1992年的冯仑，再到世纪之交的互联网大佬，市场在他们的砥砺开拓下，日益丰富和多样。但我们仍需看到企业家阶层仍很孱弱，过去更多是商人经济，距离企业家经济尚有距离。商人经济在于捕捉市场机会，近年来投机化的趋势趋显。企业家经济在于创造价值，在于创新需求，企业家要为客户和市场创造价值，建立起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而不是简单的廉价要素竞争力。

　　商人变成企业家，更为深刻的变化是权力与市场的关系。如果权力对于市场没有如此之大的掌控力，对于企业没有可以达到影响生死的地步，企业家才会从旧的政商关系中脱身，专心于创新，而非专心于关系。

　　明年会更好，如果我们对于改革仍抱有希望和热情，以及决心和责任。（韩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