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起“神十”的80后

神舟十号从太空归来，再次将中国航天的高度写在苍穹之上。千万双有力的手托举着神舟十号和三名航天员飞向太空，和天宫一号完美对接，也托举起中国航天梦向宇宙深邃处更进一步。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周建平如此评价载人航天事业的万人团队：这是一支年轻、朝气蓬勃、充满创新力的队伍，总设计师都在40岁到50岁之间，主任设计师30到40岁为多，技术骨干大多在30来岁。实现航天梦，这核心竞争力。

在神十太空任务中，一批80后航天人站在了舞台中央，证明了自己，他们成为了托起神十的重要支柱。

责任，永远牢牢扛在肩上

长征二号2F火箭副主任设计师郑立伟，今年33岁，从哈尔滨工业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后就来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也就是著名的火箭研究院工作，从此就和载人航天事业结缘。

神十任务中，郑立伟是逃逸救生小组的负责人，小组的主要工作是实时监测火箭从开始发射到上升阶段的重点参数。在发现可能危及航天员生命安全的重大故障时，要及时发出逃逸指令，并带领使航天员顺利脱离危险区。

“这是一项对安全性要求非常高的工作，任何部分微小的技术变化都可能对安全性产生巨大影响。”郑立伟说。为了测试各种变化因素对安全性的影响，郑立伟和他的团队不仅要做复杂的计算机仿真计算，还要依靠人工做大量的实物仿真测试。

“火箭安全上升时，我们不能错发指令；而在真的出现隐患时，我们更不能不发出指令。”郑立伟说，“对火箭逃逸系统的安全性追求是无止尽的。”

有人说，飞行器太空对接就像是百米外穿针引线，穿针需要一双明亮的眼睛。神舟十号和天宫一号交会对接中，神十的“眼睛”更亮、更锐利，视野更广了。其中很大功劳要归于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的激光雷达团队。

33岁的李丽和团队里的每个人一样，尽管已经有过神八、神九两次成功的交会对接经历，并没有因此掉以轻心。

李丽负责激光雷达误差模型的建立，她清楚地知道任何一个环节的小失误都可能导致交会对接控制错误的发生，没有先例可循，她多个途径查找资料进行理论学习，并将激光雷达近10年的所有测试数据进行分类统计并分析，数个硬盘的数据处理任务不仅工作量巨大，更为关键的是不能放过每个可疑数据。为了不放弃任何一个可疑数据，李丽选择放弃了休息时间。

“在航天城里呆久了，偶尔出去一次总觉得与外面的世界有些脱节，只有回到了航天城，坐在指控大厅的岗位上，才能真正找回内心的平静。”这是张锴偶尔说出的一段话，1982年出生的他，是神十任务中国首次太空授课活动的总调度。

参与太空授课活动的单位多达几十家，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作为此次太空授课活动测控通信系统的组织者和神经中枢，任务异常艰巨，工作极为繁重。张锴被任命为总调度后，面对着肩上的万钧重担和极其繁重复杂的协调工作，没有丝毫退缩。

他从通读太空授课的方案预案开始，抽丝剥茧，深入其里，把太空授课的每一处细节、每一个可能出现的故障预案都深深刻入脑海。然后就是没日没夜的练习熟悉调度口令，组织任务仿真联试。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张锴的孩子今年4月刚刚出生，由于一直忙神舟十号任务，他连家都很少回，抱孩子的次数更是屈指可数。

神舟十号飞船发射升空、精确入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年轻的轨道岗位主任设计师张宇又一次经受住了大战的考验，用事实和结果证明了中国精度——飞船实际入轨参数跟他计算的入轨参数丝毫不差。

2005年硕士毕业来到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后，张宇就一直默默耕耘在轨道保障岗位上，从当初的助理工程师到现在的轨道组组长兼天宫一号轨道室主任设计师，张宇的工作能力就像神舟飞船一样不断跃升。

“我们是中国精度的确定者，但我们更要做中国精度的刷新者。”张宇这样与团队共勉：“轨道确定是人类一切太空活动的基础，我们的轨道确定精度越高，我们才能在太空走的更远。”

辛苦，常常当成笑话讲

36岁的邓全是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神十激光雷达项目组的分机负责人，为了排查问题，在60摄氏度的高温箱里，他猫着腰，脸蒸得通红，浑身湿透，当时是冬天，外面低温，整个“冰火两重天”。但为了尽快查出问题，他一声未吭。在云南丽江作试验，他顶着高原强烈的紫外线在野外一待就是半天，身上皮都晒脱了，第二天依然顶着酷暑进行试验。为了保障总体外场试验的顺利进行，大年初二就离开刚满月的孩子毅然踏上了北上北京的火车。

这一切，对载人航天人而言，是家常便饭，也是不足为外人道的平常事。

微波雷达在两个航天器的交会对接中作用不可替代。在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二院的

交会对接微波雷达团队中，30岁的贺中琴是唯一一位女设计师，而早在2007年，她还在读研究生时候，就加入了这个微波雷达项目组，当时她刚满24岁。虽说是“物以稀为贵”，但贺中琴在项目组里却从未享受过任何优待。

至今让她难忘的是，2009年做试验的那段日子，试验的成败决定着项目组能否顺利为微波雷达设备在飞船舱里寻求到一个合适的安装位置，从而保证其发挥最佳性能。

这个试验对环境的要求比较特殊，为了隔绝外界干扰必须在铺满吸波材料的暗室里进行，这让贺中琴和同事们没少受罪。

“我们当时做试验的暗室只在墙上和天花板上贴了吸波材料，地上没有，所以需要我们自己购买和铺设。这还不当紧，最麻烦的是，这个暗室只有一个门可以进出，极其不方便。”贺中琴说，“比如，我们每天进去的时候，都得把之前铺好的吸波材料挪开，最后进去的人再把挪开的吸波材料一块块重新码好。然后，接下来整整一天除了吃中饭外，我们都不敢再出去，不敢喝水，不敢上厕所，因为只要有人出去走一趟，就得再重新铺一遍，如果铺不整齐露出来还会影响到测试效果。”

由于吸波材料里填充了碳粉，所以暗室的空气里永远漂浮着黑色的粉尘。整整大半年，贺中琴和同事们每天都像下矿井挖了煤一样，整个人都黑呼呼、脏兮兮的，就连手指甲和脚趾甲也都是黑的，用鞋刷子使劲刷都刷不掉。

“记得有一次，所里领导来暗室慰问我们，就看到我们一拨人黑压压的站在那里。然后所长就突然大声问‘小贺呢，小贺怎么没来？’其实我就站在里面，但脸啊，手啊，头发啊都黑呼呼一片，完全认不出模样。”贺中琴笑着说，这件事后来也常常被大家当笑话讲。

同在微波雷达团队的徐秋锋，1982年出生，在他记忆里，从2007年进入项目组开始，就基本没有什么假期了，加班和出差成为日常生活里最遇到的两件事情。

“特别是前三年，我们没有周六日。每年大年三十那天才能回到浙江老家，初三晚上就得赶回北京，初四开始加班。我们项目组每个人都是这样。”徐秋锋说，最高的时候一个月加班了300多个小时。

第一个女朋友和他提分手，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因为他太忙没时间陪。每次说到这件事，徐秋锋低着头，憨笑不语。

除了加班，出差也是家常便饭。徐秋锋说起一次到湖北出差，“我们去的时候天气还比较热，大家都只穿着短袖衬衫，因为想着半个月就回来了，所以也没多带衣服，更没想要带厚衣服。后来一下待到12月多，湖北那里还下了雪，我们四个只好一直裹着在试验场领到的军大衣撑到回北京。”

徐秋锋说的同事，27岁的贾学振说得更幽默：连着三四个月在外奔波。这一圈下来还没来得及细想感受，就到农历新年了！

虽然很辛苦，但徐秋锋觉得很有成就感，“能有幸亲身参与到载人航天事业当中并为之做出贡献，一切都很值！”

遗憾，为了飞天梦而隐忍

身着朴蓝大褂，理着平头，身量显瘦却神采飞扬的费江涛是典型的85后，他被同事称为“离天最近的飞控人”：虽然工作时间不到4年，却早已是几次大型航天任务遥控发令岗位的主力。

谈到自己的岗位，费江涛自豪的说：“神舟十号飞船在太空中的每一个姿态调整，每一次大小控制，甚至是每一个摄像头的开关都是通过我这个岗位发送的控制指令实现的，我们确实是离航天员最近的飞控人。”

费江涛深知自己承担的责任与风险。每一条发往太空的指令，只需几秒钟就能到达，一旦出现错误根本没有机会更改，特别是一些事关飞船生命安全的关键指令，必须瞄准目标，百发百中。“压力山大！”费江涛用时下的流行语来描述自己坐在岗位上时的感受。

从2009年到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工作后，费江涛的大部分业余时间都是在加班中度过，然而也正是这些八小时之外的加班让他更快的进步和成长，也才让他在工作不到两年就坐上了遥控发令这个关键岗位的主岗位子。

费江涛说，每当他坐在遥控发令岗位的座位上时，那种直接跟飞行器下达命令的职责神圣感让他神经紧绷，精神高度集中。

30岁的谢亚峰，是神舟十号飞船激光雷达单机产品生产负责人。作为家中独子，又远在千里之外工作，平常根本没有时间照顾家。谢亚峰的父亲身体一直不好，但他从没有对大家谈起过，就在神十研制过程中，他辗转于郑州、成都、丽江及北京等多地，一个地方试验做完，马上“抱着”设备赶往下一个目的地，那段时间成了“空中飞人”。在研制最紧张的时候，父亲病重，他只能趁着假期驱车往返两千公里，和父亲在一起呆一天。在一次出差途中，他接到父亲病危的消息，把工作交接后赶回家，最终还是未能挽救父亲的生命。

不是不想家，不是不爱家，而是面对高于一切的航天事业，谢亚峰选择的是隐忍。他说，如果将来有一天，能看到自己参与研制的设备在星空中成为耀眼的一颗星，那将是告慰父亲最好的礼物。

神十成功后，参与微波雷达研制的84年10月出生的马晓东，经常会被问到类似“神十发射成功了，你们肯定会发不少钱吧？”的问题。

“我说没有，他们都不相信，于是我就解释。解释一遍，他们不信，我就不再解释了。反正我心里知道，自己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它会伴随和影响到今后的人生。”（文/余建斌 吴月辉 喻思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