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锦：“新常态”下国企寻求改革新逻辑

回首2015年，“国企改革”是贯穿全年的高频词。

这一年，被称为全面深化国企改革的“关键之年”。虽然国企经济增长“换挡降速”，面临严峻挑战，但改革依然“快马加鞭”，一个个过去被表面搁置而内在发酵的改革难题，摆在社会聚光灯之下，纤微毕现。

春天， 混合所有制接续上一年的讨论，资本证券化热潮不期而至，推动“互联网+”和“中国制造2025”相融合在两会期间成了主调；夏天，对装备制造业的产能走出去进行部署，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拓宽了国企发展的外部空间；秋天，国企改革顶层设计在上百次修改后终于出台;到了11月，国企改革配套文件还没出齐，供给侧改革大旗突然出现，结构优化成了主题，中央企业重组在10天公布3家……太多新变化，太多新气象，太多猝不及防。 然而，始终有条主线鲜明地摆着：这就是国企改革。

在这一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在召开了11次会议，有6次研究国企改革。设计图、指导意见紧锣密鼓地提出，内容涵盖了国企发展的诸多领域。这不仅意味着改革阶段的递进，当然也标志着改革阵痛时刻的迫的近。

2015年，“新常态”下国企寻求改革新逻辑

进入2015年，国企似乎一直在突围之中。其实，围墙一直是存在的，只是人们没有注意，或者是速度的光环夺去人们的视线。

“新常态”，首先是经济增长上的困境。GDP增速自2010年一季度达到12.1%的高度之后，一直在震荡下行，直至2015年的6.9%。亏损首当其冲的是8大行业，钢铁、煤炭、水泥、玻璃、石油、石化、铁矿石、有色金属。截至2015年初，几大行业的生产价格指数（PPI）已连续40多个月呈负增长状态，这几大行业对整个工业PPI下降的贡献占了70%—80%。这些行业，多是重工业，在国企中特别集中。

“新常态”，也包括体制机制上的困境。政企分开这个最大的难点从1984年提出以后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企业不能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政府这个婆婆管的太多了，企业活力少了，效率下来了。其次，公有制的国有企业战线太长，使国有资产竞争力减弱。再次，国有经济创造了总工业产出的不足与过剩的同时存在，形成我国经济增长悖论。更为人们关注的是，国企内部人控制”，腐败加剧。

每个历史阶段都有每个历史阶段的难题，但同样，每个历史阶段也会催生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

“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把需要攻坚克难的硬骨头找出来，把需要闯的难关、需要趟的险滩标出来”……2015年之所以关键，原因是改革难题多，发展转型之艰与改革攻坚之难，交织并行，既面临着改革阻力较大、障碍较多的硬骨头，也面临着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加强民生保障等硬任务，还有“三期叠加”、“两难”增多背景下的新难题。

进入2015年，人们对发展能否保持长期活力、改革能否顶住压力爬坡过坎，产生过疑虑。中央果断给出了明确回答——改革是突破困境、提振经济的关键一招。

“关键之年”国企寻求突围的四面出击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引发的国企改革议论呈涨潮之势。政府智库部门的研讨会多以混合所有制改革为主题，围绕股权多少来讨论，一方维护公有制，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一方是鼓吹私有化，甚至是消灭国企。讨论的焦点在所有权上，而不是经营权上。

直到2015年两会，李克强总理报告表明有序推进混合所有制。《澎湃新闻》用这个标题“混改基调发生变化:积极变有序”。混合所有制这个被视为改革“重头戏”的声音方才渐渐平息。后来，《指导意见》对混合所有制的表述“不搞拉郎配、不搞全覆盖、不设时间表、成熟一个推进一个”，而且“严格程序、公开公正，杜绝国有资产流失”。这种口语化鲜明的告诫正是对此前种种现象的回应，显现出国企改革曾经有过的浮躁。

自2010年之后，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持续降低表明，经济转型不再是一个未来的选项，而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问题在于，如何获得实现这种转型的动力？3月的两会，央企老总们竞相发言，传统业态、传统行业的衰落与“互联网+”催生而来的新产业、新业态的突起，表现得更为明显。这些来自各中央企业负责人的思路犹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一时间围绕技术创新的议论蜂起，虽多是空谈，但不乏真心。

如果说围绕技术创新的转型升级议论是从内部寻求突围，而深化和拓展对外开放则是从外在空间上经济转型的动力寻求突围，当然也是产能过剩的释放需要。6月间，央企议论的重点转向执行“一带一路”战略。 中央企业对外开放“新”在何处？就是要在产业和能力的输出上作出好文章，最终取决于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合作成功与否。中央企业在新一轮对外开放中的“三高”指向是，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在更高层次上嵌入世界产业链条。将钢铁、有色、建材、铁路、电力、化工、轻纺、汽车、通信、工程机械、航空航天、船舶和海洋工程作为重点行业，分类实施，有序推进。交通运输业和装备制造业央企间的重组合并引发股票市场的震荡。

在7月，一场资本市场保卫战在央企打响。正像股市短短几个月冲破5000点，喧嚣的背后，危机潜藏。全社会掀起炒股热，资本市场流动性显著增强，出现“脱实入虚”的情况。5月到7月间股市再次出现巨大震荡，使得7月初财政部、证监会、央行、国资委、银监会等几大部委和100多家央企联合行动，才平息了这次股市风波。 当全社会目光还停留在资本市场的时候，习近平总书记在东北向全社会发出明确信息：搞好经济、搞好企业、搞好国有企业，发展实体经济。激活实体经济成为后期稳增长的关键所在，而作为实体经济的排头兵，无论从产业安全还是经济发展来看，国有企业在其中都承担着最为重要的角色。

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国企改革顶层设计方案

年初，传出消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指导意见》在多次修改，方案可能以“1+N”形式发布。其中，“1”是指首先会出台一个深化国企改革指导意见，“N”是指十几个配套方案。持续的社会关注与追问，使得这个问题愈来愈引人注目。

9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公布，这份新时期指导和推进国企改革的纲领性文件的“神秘面纱”终于揭开。

这份长达八大章、30小节国企改革文件出台后，国企改革九个配套文件相继出台。央企、地方国企加快了落实改革举措的步子，积极引入其他国有资本或各类非国有资本实现股权多元化；探索实行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等等，陆续进入试点。

《指导意见》有两个重要说法：新时期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在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前半句话是内向的，由《指导意见》的现实地位决定的； 半句话是外向的，由《指导意见》的历史地位决定的。

事实上，对于国企何去何从，决策层早已作出明确表态——国企不仅不能削弱，而且要加强。这一精神，在此次《指导意见》中再次被强调。改革决不能把国有企业改没了、改垮了，而是要更好体现和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关键是能否抓住国有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这个根本。国企改革的逻辑体系要以此展开，才能形成焦点，形成体系。

《指导意见》出台后，各种舆论反映总体上是平和、理性的，和之前两年多时间里的各种讨论、争议形成了对照。这种舆论反映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历经修改的《指导意见》，基本达到了寻求最大公约数的效果。

《指导意见》 主题是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融合；焦点是经营权，要从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来寻找活力，最后落脚点是“活力”二字。一个是主题，一个是路径，一个是目的，这三个要素是国有企业改革顶层设计基本的和决定的要素。

从《指导意见》来看，分类是为了让国有企业与市场的深度融合点，走向市场，让活力迸发；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是为了打造充满生机活力的市场主体，完善企业市场化经营机制，激发企业的内在活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引入各类资本的外在活力；推动国有资本合理流动优化配置，是清理堵塞，是造就新的活力，让“营”这一目标得以实现。这四大部分，实际上都是从解决经营权入手的，是围绕活力来说事的。至此，一个政策的逻辑体系初步形成。当然，中国国企改革的理论体系没有形成，使得这场改革更象是资源与利益的重新调整，更富战略转移特征。

供给侧改革,把国企推到新转折的关口

文件出台了，接着是新的配套文件陆续出台，好象改革的事并没有进入实施阶段。顶层设计能否落地生根，取得让群众满意的实效，成为新的考验。

在央企重组喧嚣了一年之后，进入12月份突然发力。仅短短10天就有3起重组，涉及6家央企近万亿资产。2015年重组的央企已达10家，为近5年来之最。国资委副主任张喜武在12月11日国新办政策例行吹风会上透露，央企重组后续还会继续。过去一年，坊间一直盛传“神车”“神油”“神船”和“神运”重组，现在大半的传言已成真，

中海和中远的重组与今年8月份重组的南车和北车一样，都属于行业内的横向整合。而中冶与五矿的重组被定义为纵向的产业链整合。中冶并入五矿，既有重组的特征，又有清理退出的特征。五矿和中冶的重组，像其它央企重组一样也考虑了“一带一路”、非洲工业化、中拉经贸合作、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等经济转型发展的战略新机遇。

后来，人们明白现在央企重组是另一场改革推动而成，这是供给侧改革。

从11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提“供给侧改革”以来，这个词就不断出现在各类中央会议中，一直延续到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在会议新闻中，“结构性改革”一词出现17次之多。作为中国经济的主体，国有企业对供给侧改革的结构调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016年是国企结构改革年，也是清退产能之年,国企面临巨大的压力，也面临巨大的机遇。

2015年要走了，留给2016年的是国企结构改革年，也是重组与清退产能之年。对一些亏损国企无异是“要命”之年，过关之年。2016年经济有五大任务，第一是去产能。“僵尸企业”将会通过市场化兼并重组和依法破产两条途径进行处置，依法破产又分为重整、和解、破产清算三种具体形式。对“去产能"，是用西医的化疗，还是保守疗法，亦或两者兼而有之，现在仍是众说不一。

国企改革还没有落实，又是供给侧改革，两场改革是替代还是重迭？可以这样理解，国企改革是以产权为主要内容的体制改革，国企供给侧改革是以产业为主要内容的结构改革，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两种改革。国企改革对国企供给侧改革有四个作用要发挥，这便是引领作用、支撑作用、互动作用、保障作用。可以这样认为，国企改革深入不下去，国企供给侧改革也难以推行。

如果细读9月13日公布的《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不难发现其中贯穿了新供给经济学的思想。《指导意见》所体现出来的核心思想是“放松管制、对内搞活、加强监管、转型升级”等典型的供给侧管理思维。

2015年的改革把初期目标定格在2020年，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间相一致。供给侧改革把初期目标定格在在2017年，时间更为紧迫。

快要离开2015年踏进2016年门坎时，猛地想起1996年年底。此前连续三年的国企改革，总难突围。从1997年起，气势磅礴的关停并转、抓大放小直面而来，于是有了国企的“三年脱贫解困”。国企改革与国企结构调整同行，于是有了新世纪的国企改革红利，有了央企快速发展的十年，难道历史的逻辑又把我们推到到这一关口？难道国企又到了脱胎换骨的时候？

也正因为如此，2016年被寄予前所未有的希望：国企对2016年的巨大阵痛，到底有多少准备？那些有待破产的企业，能否度过风雨飘摇的2016？那些已经经历过的阵痛，会否迎来涅槃？那些埋下的种子，会否茁壮成长？那些精心做出的设计，是否带来国有企业的活力如期而至？人们在新的期待之中。 （作者为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