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有企業引領“新基建”培育經濟增長新動能

近期，新冠肺炎疫情對全球經濟造成巨大影響。為了對沖疫情發展變化對經濟增長和社會穩定帶來的沖擊，美歐均啟動了大規模刺激計劃，為保持經濟持續穩定發展提供新動能。我國“新基建”雖為下一階段基礎設施建設提供了新思路，然而具體的推進節奏和人力物資資金保障途徑都需進一步探討和完善。其中，首當其沖的問題就是：推動“新基建”的核心主體是誰？毋庸置疑，作為直接參與項目建設的各類企業是核心要素。這當中，具有承擔社會責任義務的國有企業必然是引領各類市場主體踴躍參與“新基建”的突擊隊。

“新基建”已成為當前穩增長的主要著力點

海內外各界對疫情可能對全球經濟產生的負面沖擊也產生了廣泛討論。各方的預測，已經在當前經濟數據和金融市場上逐步得到體現。

因此，為應對疫情可能造成的經濟危機，美歐等主要經濟體都出台了前所未有的大規模經濟刺激計劃。面對疫情，中國正通過各種組合拳，各種政策措施多管齊下，為穩增長、促就業提供強有力政策支持。2月至今，多次重要會議研究部署5G、智能制造、物聯網、清潔能源、醫療健康等領域的基礎設施建設，即所謂“新基建”。可見，“新基建”已成為當前穩增長的主要著力點。“新基建”的一端連著巨大的投資與需求，另一端連著不斷升級的消費市場，必將成為未來中國經濟社會繁榮發展的重要支撐。

國有企業具備引領“新基建”的天然優勢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一大優勢就是集中力量辦大事。在接下來恢復生產、帶動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持續挖掘制度優勢仍是必然選擇。國有企業，當仁不讓，就是其中的關鍵因素。

第一，國有企業是政府快速動員經濟資源的根本。國有企業的使命之一就是承擔社會責任，向來具有燙平經濟周期的作用。面對危機，雖然市場具有自我調節能力，但如果完全依靠私人部門，有其顯而易見的不足之處。私人部門生產經營活動的順周期性難以抵抗外部沖擊帶來的負面影響，甚至還可能會火上澆油，放大外生事件的破壞性。正因如此，1929年大蕭條時，經濟學家和政治家們開始認識到政府干預的作用。雖然政府干預存在諸多爭議，但沒人能夠否定在特殊時期，政府有形之手適度干預市場的積極意義。同樣的道理，國有企業是中國宏觀調控和落實改革的重要力量依靠，是各級政府實施產業政策、貿易政策和創新政策的抓手，尤其是在關鍵時期和關鍵領域，國有企業的快速反應、動員能力是其平抑經濟突發性波動的有效方式。

第二，國有企業在基建領域具有比較優勢。刺激計劃能否取得預期效果的一個關鍵在於能否恢復經濟、穩定預期、扭轉下滑趨勢。因此，龍頭企業的引領作用就顯得尤為重要，否則就是泥牛入海。央企和地方國有企業資金實力雄厚，在關乎國計民生的電信、鐵路、公路等市場細分領域都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一旦國有企業開閘投資，其就業帶動作用立竿見影。除了這些對推動經濟增長的直接影響之外，國有企業的示范作用，也會有效影響以民營經濟為代表的私人部門改變預期，重新投入日常經濟生產活動中。以國有企業為杠杆，帶動佔據國民經濟大頭的民營經濟一同重新回到正軌，將是以小博大的明智舉措。

第三，“新基建”有助於國有企業強化科技領域布局，提高自身效率。不同於以往，“新基建”將結合高質量發展的要求，積極部署在5G等高科技領域，這也是“新基建”之“新”的體現。雖然，不可否認，由於國有企業的創新激勵不足等原因，長期以來創新優勢未能較好發揮出來，但是在應對疫情的特殊時刻，這個優勢很可能在“新基建”中被激發出來。比如，國有企業在核心技術研發和應用上具有天然的優勢，國有企業可以通過依托舉國體制的便利等加快研發進程。

國有企業引領“新基建”的政策建議

為了有效開展逆周期調節，經濟刺激政策要快、要准、要穩。國有企業具有優勢，理應起到引領作用，並以此帶動私營部門轉危為安，為市場正常運轉、為民企正常經營提供“積極向上”的牽引力量。若要有效發揮國有企業的上述優勢，本文認為國有企業在“新基建”過程中應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確保各市場主體的公平准入性，做到國進民進。國有企業具有沖鋒陷陣的“義務”，但不能因此剝奪民企沖鋒陷陣的“權力”。在政府救助或相關政策的實施過程中，各類主體應同等享有政策優惠，維護公平有序的競爭環境。在其他市場主體不願意參與或較少參與的產業或項目上，可加大國有企業投入，拓展初級市場，承擔投入前期的沉沒成本和未知風險，為其他企業參與進來鋪平道路，並在使命完成或該細分市場較為成熟時，主動功成身退。

第二，守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底線，避免出現產能過剩等老問題。過去，一些政策雖然都起到了較好的穩增長促就業作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產能過剩、杠杆率過高等問題。當前，我國進入了經濟高質量發展階段，盡管遇到了疫情沖擊，但仍需將相關政策嵌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避免因一時的發展影響長期的改革大局。“新基建”不是簡單的基礎設施建設，而是與產業化應用協調推進，既能增強基建穩增長的傳統屬性，又可以助推創新和拓展新消費、新制造、新服務。所以，一定要嚴把國有企業投資走向，落后的、淘汰的、過剩的、低效的、污染的項目，一律不得放寬條件，不能違規審批。如果能做到這一點，那既能穩住經濟，又能改善國有企業投資結構和產業結構，進而為整體經濟高質量發展貢獻力量。

第三，將引領“新基建”與國有企業改革有機結合。“新基建”作為我國下一階段推動經濟增長的著力點，國有企業必須增強黨性意識，將如何更好地在“新基建”浪潮中發揮應有作用與國有企業改革相結合。以此為契機，增強國有企業經營活力和經營效率。具體可以從以下方面著手：國有企業治理結構必須把黨的領導融入公司治理各個環節，要增強國有企業的政治意識並更好地服務於“新基建”大局，發揮國有企業的優勢和特長。堅持國有企業分類改革、混合所有制改革等一系列的改革舉措，對不同競爭屬性的國有企業賦予不同的“新基建”任務。對於競爭性的國有企業，應完全放開市場，促進國民經濟各部門在資金、項目、技術等方面的資源整合。對於自然壟斷性的國有企業，應鼓勵加大研發和技改投入。對於公益類國有企業，應加大信息化改造，推行電子政務，提升服務質量。此外，本次疫情中暴露出的醫療衛生領域相關問題也值得關注。下一步，我國應加大醫療衛生硬件投入、公共衛生重大安全事件應急響應系統等建設。在對私營醫院、慈善組織進行規范發展的同時，應加大國營醫院的科技投入，尤其是公共預防和全民健康方面的投入。

（張定法　劉誠 作者：張定法系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助理研究員，劉誠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