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企利潤分配要兼顧三方利益

國有企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物質基礎和政治基礎，是我們黨執政興國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國有企業利潤分配要兼顧國家、企業和職工三者的利益，要為國家提供資本積累，要為改善民生作出貢獻，還要通過自身不斷轉型發展，實現黨的十九大提出的培育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世界一流企業的目標。

國有企業利潤分配要遵循市場經濟的客觀規律

《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國有企業屬於全民所有，是推進國家現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國有企業總體上已經同市場經濟相融合，必須適應市場化、國際化新形勢，以規范經營決策、資產保值增值、公平參與競爭、提高企業效率、增強企業活力、承擔社會責任為重點，進一步深化國有企業改革。”

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就需要進一步推動國有企業的市場化水平，不斷增強國有企業的活力和競爭力。為了規范公司的組織和行為，保護公司、股東和債權人的合法權益，維護社會經濟秩序，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我國《企業會計准則》及《公司法》明確了公司利潤分配的原則。

公司利潤，是公司在一定期間的經營成果，包括營業利潤、投資淨收益和營業外收支淨額。公司稅后利潤則是指公司當年利潤減除應納所得稅的余額。公司稅后利潤的分配由於涉及股東、債權人、職工、社會等各個利益主體的切身利益，我國《公司法》規定的公司稅后利潤的分配原則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按法定順序分配的原則﹔非有盈余不得分配原則，非有盈余不得分配原則的目的是為了維護公司的財產基礎及其信用能力﹔同股同權、同股同利原則﹔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得分配利潤。

公司稅后利潤的分配順序為：首先，彌補公司以前年度虧損。公司的法定公積金不足以彌補以前年度虧損的，在依照規定提取法定公積金之前，應當先用當年利潤彌補虧損。其次，提取法定公積金。公司分配當年稅后利潤時，應當提取利潤的10%列入公司法定公積金。公司法定公積金累計額為公司注冊資本的50%以上的，可以不再提取。再次，經股東會或者股東大會決議提取任意公積金。公司從稅后利潤中提取法定公積金后，經股東會或者股東大會決議，還可以從稅后利潤中提取任意公積金。最后，支付股利。公司彌補虧損和提取公積金后所余稅后利潤，有限責任公司依照本法第三十五條的規定分配﹔股份有限公司按照股東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但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規定不按持股比例分配的除外。

股利及其分配。所謂股利，是指公司依照法律或章程的規定，按期以一定的數額和方式分配給股東的利潤。股利可以區分為股息和紅利，股息是股東定期從公司取得的固定比率的利潤，紅利是股息分配后仍有盈余而另按一定比例分配的利潤。在股利分配的規定上，一般貫徹“無盈不分”的原則，即公司當年無盈利時，原則上不得分配股利。關於股利分配的形式，主要包括現金股利和股票股利兩種形式。

中央企業利潤分配

以2018年為例，國務院國資委監管的中央企業實現營業收入29.1萬億元，實現利潤總額1.7萬億元，上交稅費總額2.2萬億元。從2007年實施國有資本經營預算以來，中央企業利潤分配大體上分為四個部分：一是25%依法上繳所得稅﹔二是25%歸屬少數股東，這是中央企業股權多元化改革形成的結果﹔三是25%依據《公司法》提取的法定公積金、任意公積金等存留收益，用於彌補過去年度的虧損和資本積累﹔四是25%母公司可支配利潤，即通過上市公司分紅和全資子公司上繳利潤。

在母公司存留的利潤中，用途如下：

一是積累與再投入。

中央企業擔負著國家基礎產業和支柱產業重任，所需固定資產投資巨大。比如，石油后續資源的勘探與開發，大規模電網建設和改造，新產品開發研制等，每年都需要大規模的投入。以2018年為例，中央企業完成固定資產投資2.5萬億元，是全年利潤的兩倍多，國有利潤通過再投資，形成新的國有資產，從2006年至2017年底，中央企業歸屬母公司所有者權益從4.2萬億元增加到17.62萬億元，國有資產規模不斷壯大，為國家積累了財富的同時，增加了國家的稅收。2006年至2018年底，中央企業上繳稅金從7505億元增加至1.7萬億元，淨增加近1萬億元。

二是補充國有資本金。

由於歷史原因，中央企業國有資本金投入不足，部分中央企業債務負擔長期居高不下。2018年12月末，中央企業平均資產負債率為65.7%，有些企業資產負債率超過75%。高負債率不僅侵蝕了中央企業的利潤，還增加了中央企業的經營風險，同時造成了中央企業在集團層面發展混合所有制、改制重組的巨大障礙。

三是並購重組，增強競爭力。

中央企業並購重組包括企業內部和企業之間的資產重組和產權交易活動。從宏觀層面看，並購重組有利於優化中央企業布局結構、調整產業結構、轉變發展方式﹔從微觀層面看，有利於企業完善內部治理機制、提高發展質量、增強核心競爭力﹔從市場效應看，並購重組可以挽救一些弱勢企業，改善這些企業的資產質量和經營業績。並購重組可以進一步推動國有資本向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集中、向具有優勢的行業和未來可能形成主導產業的領域集中、向具有較強國際競爭力的大公司大企業集中、向中央企業主業集中，實現資源優化配置，提高整體競爭力。

中央企業通過國際市場的並購重組，不斷增強了國際競爭能力。中央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承擔了3116個項目，已開工和計劃開工的基礎設施項目中，中央企業承擔項目數在一半左右，合同額佔比超過7成。石油石化、電信、航運、建筑等行業的國有大企業已經成為我國參與國際競爭的主力軍。

四是解決歷史遺留問題。

長期以來，企業辦社會、副業改制、冗員安置、離退休人員統籌、廠辦大集體等問題嚴重影響國有企業的改革與發展。2006-2016年，中央企業為解決企業辦社會等，平均每年投入高達400多億元，最大限度地維護了社會穩定，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企業的負擔。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國有企業總體上已經同市場經濟相融合，必須適應市場化、國際化新形勢”，要實現這一目標，首先就要切實解決好國有企業的社會負擔問題，使中央企業能夠輕裝上陣，實現其與民營企業、外資企業公平競爭的外部環境。但是，由於解決國有企業辦社會問題十分復雜，任務十分繁重，徹底解決這個問題還需要加大投入。

五是向國家分配紅利。

中央財政從2007年開始編制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對國有企業的經營收益進行再分配，充分體現了國有資本由全體人民所有，國有資本經營收益全民受益的原則。2018年，全國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收入2900億元，其中，中央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收入1325億元，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國家公共財政。

此外，國有股減持轉入社保，充分體現了國有資本收益分享。2017年11月，國務院發布《劃轉部分國有資本充實社保基金實施方案》，本次劃轉部分國有資本充實社保基金，已是第三輪劃轉。前兩輪劃轉主要是針對國有控股企業IPO規模按10%的比例進行的一次性劃轉，而此次劃轉則是以全部國有企業為劃轉對象，它包括了上市國企和非上市國企，同時也包括了中央企業和地方國企。2018年，劃轉部分國有資本充實社保基金穩步實施，完成18家中央企業股權劃轉，劃轉規模達750億元。

應該注意到，由於中央企業中已經有很多通過改制上市成為公眾公司，其利潤總額扣除上繳所得稅和歸屬少數股東收益后才是可供國有股東分配的淨利潤，並在按照公司法的規定計提法定公積金后才是企業上交資本收益的基數，這個基數僅佔到中央企業利潤總額的45%左右，據此計算，當前中央企業上交國有資本經營收益總比例已經超過10%。

國有企業紅利使用

從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支出看，2018年全國國有企業資本金支出為2153.28億元，主要構成：一是國有企業資本金注入932.84億元，主要包括國有經濟結構調整支出369.52億元、前瞻性戰略性產業發展支出133.39億元、公益性設施投資支出82.42億元、支持科技進步支出46.64億元、支持企業“走出去”對外投資合作支出10.11億元等。二是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及改革成本支出，主要包括“三供一業”移交補助支出486億元，國有企業改革成本支出和其他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及改革成本支出等。三是國有資本經營預算補充社保基金支出，2018年為13.29億元。

具體而言，國有資本經營預算返用於國有企業的主要用途在以下方面：

第一，深化國有經濟布局結構調整，促進轉型升級。

國資委成立以來，通過國有經濟布局結構調整，國有企業“小散亂”的格局發生了根本改觀，國有資產逐步向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集中，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命脈、國家安全和國計民生的重要行業與領域佔有主導地位。

但是，國有經濟布局仍需進一步優化。與國外跨國集團產業價值鏈相比，目前我國國有企業大多仍分布在傳統產業和產業鏈中低端環節，企業發展方式較為粗放，資源配置效率不夠高，技術創新能力不夠強，缺少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關鍵技術和知名品牌，尤其是缺少一批在國際上具有較強競爭力和影響力的大企業大集團。當前，要立足於國有資本的功能和整體效率最優化，促進國有資本合理流動，更好地服務國家戰略目標。進一步推進企業間的橫向聯運與產業縱向整合，發揮協同效應，優化競爭格局，完善劣勢企業市場化退出機制。

在中央企業轉型升級層面，中央企業需要加快淘汰落后產能，加大科技投入和技術改造力度，提高先進產能比重，同時要在新興產業加大投入，盡快搶佔市場先機。此外，中央企業需要進一步加快“走出去”的步伐，積極利用好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個資源，積極展開與國際跨國公司的合作與競爭，這些都需要國有資本收益的大力支持。

第二，解決社會包袱和歷史包袱。

企業辦社會、包袱沉重的問題一直困擾著我國國有企業。據不完全統計，2016年全國各級國資委監管企業辦社會職能機構約1.66萬個，其中職工家屬區“三供一業”管理機構約4900個，國有企業因辦社會職能每年需承擔費用1400多億元。推進企業剝離辦社會職能領域的改革，是全面深化國企改革的重要任務、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大舉措，也是提升公共管理服務水平、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重大民生工程。

當前，剝離國有企業辦社會職能工作取得積極進展和顯著成效，2018年全國國企“三供一業”和市政社區管理等職能分離移交、教育醫療機構深化改革總體進度達到90%左右，消防機構分類處理全面完成，退休人員社會化管理和廠辦大集體改革有序推進。

繼續推進國有企業辦社會等歷史遺留問題的解決，改革成本的主要部分仍需要由企業承擔。利用國有資本金收益逐步解決國有企業的社會負擔和歷史負擔是進一步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增強國有企業活力、維護社會穩定的必要之舉。可以預見，隨著國有企業經營狀況進一步改善，尤其是國有企業的包袱進一步降低后，國有資本經營收益肯定將進一步提高。

第三，支持國有企業的科技創新。

創新是企業的靈魂，是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是企業持續發展的源泉和動力。國家的競爭力往往表現為大型企業的競爭力，而大型企業的核心競爭力，首先表現為科技創新能力。因此，國有資本收益向企業科技創新傾斜既是無可厚非的，更是必須重點支持和保障的。

我國國有企業、特別是中央企業，在我國科技創新體系中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2011年以來，中央企業的科技研發投入一直佔到全國總研發經費的1/4強，中央企業累計擁有有效專利和發明專利，每年增長量超過30%。中央企業國內研發機構大概2600家，境外機構60家，國家級的研發機構超過700個。其中，國家級研發機構全國已經有90家，企業國家重點實驗室佔到一半以上。2018年，國有企業、特別是中央企業完成了一大批重大創新成果。

由此可見，國有資本金收益支持中央企業的技術創新對提升我國民生質量，提升國家國際經濟競爭力，實現跨越式發展具有戰略性的意義。

第四，支持中央企業帶頭承擔社會責任和義務。

從社會效益方面看，中央企業在積極落實國家宏觀調控政策，全力保障市場供應，支持民生工程建設等方面也發揮了骨干作用。能源企業全力組織生產，確保市場供應，糧棉油肉糖鹽企業積極組織資源，維護重要民生產品價格穩定﹔電網電信企業全力投入“村村通”工程，農資企業加強“三農”服務，為新農村建設作出積極貢獻。此外，國有企業在援疆援藏、定點扶貧等國家戰略中起重要作用，截至2018年底，中央企業定點幫扶和對口支援的42個縣成功脫貧摘帽。中央企業貧困地區產業投資基金完成投資決策項目63個，涉及金額128.9億元，有力促進了貧困地區基礎設施完善、特色產業發展、教育醫療改善和群眾增收增富。

進一步理順國有企業的利潤分配問題，要兼顧國家、企業和職工個人三者的關系，要處理好企業自身積累與當期最大限度地貢獻國家、服務於民生的關系。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在實踐中不能鞭打快牛，更不能搞殺雞取卵。國有企業也要加快做強做優的步伐，充分發揮好活力和影響力，更好地履行好社會責任，為國家經濟的快速發展和社會安定團結作出更多更好的貢獻。

（王絳、王愛君，分別就職於國資委研究中心、山東財經大學。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新常態下我國國有資本布局調整目標及實現路徑研究[18BJL047]”階段性成果，僅代表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