遂行國家戰略 讓海洋裝備技術跨進陸空天

“近14億中國人要過上更幸福美好的生活，就要和平利用海洋、開發海洋資源，所以中央提出要成為海洋強國，船舶工業就要向海洋裝備研制拓展。我們的戰略定位是：‘讓海洋裝備馳騁深遠海、讓海洋裝備技術跨進陸空天。’建設海洋強國，中船重工責無旁貸。”近日，中國船舶重工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黨組書記胡問鳴接受《証券日報》記者專訪，就兩船合並、技術突破、資本市場、海洋強國等問題進行了深入分析。胡問鳴強調，為迎接新中國成立70周年，中船重工人正在用求真務實、向海圖強的拼勁和干勁，奏響一支先進制造業不斷跨越的進行曲。

航母從“用起來”到“造起來”，現在要“強起來”

胡問鳴說，搞海洋裝備的人就要向海圖強，世界強國歷史上都是從海洋崛起的。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變在哪兒？就是力量對比發生了變化，中國前所未有的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我們不再是一窮二白、受人蹂躪的國家。近14億中國人要過上更幸福的生活，就要和平利用海洋、開發海洋資源，所以中央提出要成為海洋強國。

胡問鳴表示，在建設海洋強國的過程中，首先要做好自己的事情：第一艘航母遼寧艦，我們是“用起來”﹔第二艘航母是我們自己設計自己建造的，是“造起來”。我們實現了航母從“用起來”到“造起來”的跨越，現在要進一步跨越、邁向“強起來”的新時代。

“我國石油天然氣儲量較少。中國人民要過上幸福美好生活，建設美好家園，同時做到綠色發展，肯定要大量進口油氣，”胡問鳴強調，為此，海上運輸通道必須要保障，還有“一帶一路”倡議及我國不斷拓展的海外發展利益，沒有航母等遠海海軍裝備肯定是不行的。

船舶建造可以帶動眾多領域的科技應用和產品開發，胡問鳴說，“船舶技術涉及社會經濟建設的方方面面，外燃機、內燃機、核動力，發電輸電配電儲電，有線無線通訊，雷達、激光、紅外、水聲的探測與對抗，空氣淨化，垃圾焚燒，污水處理，海水淡化等等系統，還有減振降噪、水中兵器等技術都要過硬。”

對於中船重工的人才大軍，胡問鳴十分自豪，“中船重工有科技人員近6萬人，在國之重器、海洋裝備研制發展過程中，歷練成長了一支老中青結合、技術種類齊全、理想信念堅定的研發人才團隊，這是我們實施新時代中船重工高質量發展戰略綱要及其三年行動計劃（2019∼2021）的底氣所在。”

搞顛覆性的創新，一定要在基礎研究上下功夫

在分析中國造船技術發展狀況時，胡問鳴說，現在主要還是跟隨，縮小差距。他強調，“超越”還需要不懈努力。

他分析說，新中國成立時一窮二白，工業基礎是很差的﹔70年來我們發展了現代工業，進步很大，但實事求是講，在現階段我們主要還是一個跟隨者。盡管我們在科技的一些方面實現了並跑甚至超越了西方，能夠走在世界前列，但這只是局部的、點上的突破。比如像量子導航技術，我們現在就走在世界最前列﹔大功率的高溫超導電機也是走在世界最前列，僅次於美國。這些都是我們抓基礎技術研究，重視技術創新的成果。他強調，要想搞顛覆性的創新，一定要在基礎研究上下功夫。我們在這方面重視程度還不夠。

胡問鳴分析說，中船重工是伴隨著中國海軍的發展而發展起來的。“在近岸海軍時期，我們造的是數百噸和千噸級別的艦船。新中國第一個船廠葫蘆島船廠，是1953年立項建設的。”新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我們在原蘇聯幫助下，搞了三個“一”：“一汽”、“一重”、“一船”，“第一船廠”就是現在的中船重工渤海造船集團。

“我們的第一代核潛艇，是在蘇聯專家撤走后自主研制的。前蘇聯不想讓新中國自強自立，擁有第二次核反擊能力，反對中國研制核潛艇。毛主席發誓，核潛艇一萬年也要搞出來。”胡問鳴介紹說，上世紀80年代，我們從近岸海軍發展到近海海軍，開始發展3000噸、4000噸左右的驅逐艦。上世紀90年代開始發展6000噸級驅逐艦，現在到了航母時代，萬噸驅逐艦、核潛艇等支撐中國海軍走向遠海，遂行遠海防衛。

胡問鳴強調，從近海防御到遠海防衛是一個巨大跨越。現在，我國石油對外依存度已超60%，必須維護好海上油氣運輸通道安全，確保能源命脈安全﹔“一帶一路”延伸的海外利益、僑民等都需要得到有力有效的保障。

遠海防衛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除了航母，還有萬噸驅逐艦，水下有潛艇、魚雷、水雷，還要有深海信息傳輸、通訊等。

胡問鳴表示，海洋防務裝備開發中形成的一系列技術成果和制造能力，很多都能與民用領域互動。最典型的應用就是建造民用船舶。在改革開放初期，我國造船能力在全世界僅佔百分之四點幾，現在的造船能力已經超過了全球的40%。再有，海洋石油鑽井平台、海洋工程裝備等特別是深海裝備也實現了大發展。

他強調，在輸出技術的同時，我們也向地方和民營企業輸送了大量的人才。這些人才、技術的轉化推動了地方、民營企業發展。

打壓中國創新、扼阻制造業發展，違反國際通則和經濟規律

“科學無國界、技術有價格，科技成果本來就是用來造福人類的，是人類的共同財富。科技成果有償使用造福人類，既是創新的動力也是創新者的榮耀和社會價值體現。現在美國對我既打壓創新又發起技術封鎖，實際上是違背科技道德和國際通則的。”胡問鳴說，我們堅持改革開放，走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創新合作道路，就是想與世界各國一起取長補短、遵守國際規則、共享人類創新成果、融入全球、共同發展。現在一些西方國家試圖封鎖我們，隻能逼迫我們什麼都做，可以阻滯但不能阻斷我們發展。我們無非就是多花點錢，多花點精力和時間。速度可能慢一點，但還是能發展起來，而被封鎖的技術和技術發明者卻會因此失去市場、減少財富積累，長此以往會削弱創新能力、引發創新轉移。因為我國已經形成了一個比較完備的工業體系和龐大的市場網絡及市場，這是“廣場協議”時的日本、冷戰時期的蘇聯所不具備的。

胡問鳴指出，按照西方經濟學教科書，制造業梯度轉移是一條規律。制造業發展到一定程度，就會按照勞動密集型、技術密集型的不同情況向其他次發達國家和地區轉移。第二次工業革命、二戰以后也發生了這種轉移，先是從歐洲、美國向日本轉移，等日本發展起來后，就開始向中國和東南亞國家轉移。在中國，東部地區發展到一定程度，也就發生了向中西部地區的梯度轉移﹔當然中國的制造業向東南亞、非洲等地區轉移，也是自然會發生的。所以，發達國家的一些人提出和實施“制造業回歸”，是與產業經濟發展規律相悖的﹔試圖以此抑制中國發展，也是行不通的。

胡問鳴以空氣淨化技術為例，說明中國人不怕封鎖，“當年美國為首的西方對我嚴密封鎖空氣淨化技術，我們的船員坐潛艇下去幾天，回來時有的人爬出來都困難，因為空氣質量不行。現在下去3個月，回來以后能立即打籃球。美國人一看中國突破了，也就把這塊技術放開了。”

胡問鳴認為，工程技術人員后繼有人是中國制造業可持續發展的一大優勢，中國每年大學畢業生有700多萬人，其中70%是學理工的，即便有一半人留下來搞工程技術，我們也可以與美歐拉開數量級的差距。所以，再加上市場和資本因素，中國制造業轉型發展、高質量發展勢不可擋。美國遏制中國技術創新並阻滯中國經濟發展，我們的速度可能暫時會慢下來，卻堅定了我們自主創新的信念和決心。我們已經建立起了完整配套的工業體系，美國仍沿用上世紀70年代的經驗，想把我們打回原形，是不可能的。中華民族有不屈不撓的文化傳承，我們在嚴密封鎖下搞出了兩彈一星、核潛艇，在今天仍然是“封鎖吧，封鎖十年八年，中國的一切問題都解決了”。

不過，胡問鳴也表示，進一步改革體制機制、促使科技成果走向市場的任務還很重。他說，“為什麼我們很多科研成果不能變成商品？就是因為我們發明創造少、模仿跟隨多，總是跟在人家后面。你沒有的時候，他賣給你很貴，超值賣給你﹔當你哪怕以60%的價格研發出來時，他就主動降半價打壓你的成長、成熟。除非我們用壟斷價1/3的成本做出來，才有足夠能力進行市場競爭。否則，隻能起到一個讓他降價的作用，難以替代或形成產業。因此，需要國家不僅在產品科研上給予大力支持，更要在研發成果的轉化、特別是工業化‘中試’階段予以堅定鼓勵和全力扶持，因為這個階段的風險最大﹔科研企業也要學會利用資本市場、風投基金，在市場中不斷完善發展自己的技術和產品。”

兩船20年前“離婚”，現在“復婚”都是對的

對於兩船合並的前景，胡問鳴給出了明確預期，“南北船合並不是什麼新鮮話題。2014年我們就在推動兩船合並，此后每年都有關於兩船合並的建議，在此期間國際上造船業兼並重組不斷，在全球造船產能嚴重過剩的背景下，這是大勢所趨。”

據胡問鳴介紹，2015年12月份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把“三去一降一補”作為來年重要工作，船舶制造業與煤炭和鋼鐵被列為三個產能嚴重過剩的行業。“那個時候，國家集中力量解決鋼鐵、煤炭兩個產能過剩行業、實施‘去’‘降’‘補’和產業整合重組，船舶制造業則是用白名單制度推進市場出清。我們希望船舶兩個集團合並，主要是基於海洋裝備做強做優的考慮和市場競爭應在不同所有者之間展開的原理。”

胡問鳴認為，中央企業應該是遂行國家戰略和社會經濟發展使命的經濟組織，除了完成產業發展和保值增值任務等經濟目標外，還肩負著政治責任與國家使命。

目前，中船重工已連續三年位列財富500強船舶企業首位，與對手差距逐年拉大，這與中船重工擁有28個科研院所、完整的海洋裝備科研創新體系和6萬科技研發人員的創新研發能力不無關系。兩船整合實現研發設計和產業協同，可以進一步合理布局、資源互補，加快實現做強做優做大。

“社會上把兩個企業稱為‘南船’‘北船’，從深層次上講有認識上的局限性。這種稱呼沒有把科技創新能力體現在裡面，隻看到了制造能力即造船廠布局區域的南和北，沒有把企業發展的根本動力科技創新能力和附加值高的主業（船舶動力、機電、操控等）配套能力體現在裡面，表現出歷史的局限性。”

胡問鳴強調，上級指出，兩船合並是“戰略性重組”，遂行的戰略目的並非是解決目前船舶行業的產能過剩問題，因為兩個集團造船產能加起來也隻佔到全國的不到50%，還有更多的產能存在於其他一些央企、地方國企和民企以及中外合資企業當中。所以，兩船合並並不會產生國內船舶制造業的壟斷，還會消減兩船的一部分過剩產能，給市場留出更大空間﹔另一方面，從產品細分市場來看，各大主流船型的在手訂單佔比均不到全球的15%，也不會觸發壟斷。

胡問鳴解釋說，兩船合並后的內部重組整合，資本市場會有更多的期待。事實上兩個集團擁有的9家上市公司中確有一些業務上的重復。比方說中國船舶、中船防務、中國重工和中國動力，按照中國海防與中船科技增發計劃，也有交叉，這些需要進行重組，都值得期待。

他強調，南船北船“離婚”20年，現在要“復婚”了。那時候分開是對的，是為了引發競爭，把行政機關變成企業，促成了中國成為造船大國。現在合並也是最好的時機，可以聚合資源和力量、減少“內耗”，共同為建設海洋強國貢獻力量。

對資本市場負責任，根本的是保証上市公司品質優良

“這幾年資本市場對我們的支持很大，2015年以來市場募集資金538.8億元，增強了發展實力，為社會資本參與國防軍工建設搭建了平台，所以中船重工發展得很快。今后我們還是要依靠資本市場的力量來發展。”胡問鳴介紹，剛剛公布的財富世界500強，中船重工入榜造船企業第一名，這已經是連續第三年了，成為軍工企業真正的藍籌股。

胡問鳴擔任中船重工董事長后，首先著手改變集團在資本市場的布局。中船重工作為資本平台，不僅推進了航母、驅逐艦、護衛艦、民船、海洋裝備等的升級發展，還進入了養殖業，開發建造了大型智能海洋牧場。

他介紹說，海洋牧場項目起初是為挪威量身定制的，現在運行得非常好，第一批三文魚已經養出來了，業主收入頗豐，正計劃建造更大更好的“海洋牧場”。海洋牧場在海岸100公裡之外，僅需配備7個管理人員。現在海洋牧場已開始在國內推廣，借用的就是資本市場的力量。由專門組建的基金投資建設海洋牧場，然后租賃給漁民，漁民可以用養魚收入支付租金，既解決了漁民支付大額投資的困難，也有利於支持沿海地方政府改變漁民近海網箱養殖的污染問題，解決了綠色海洋建設與漁民生存矛盾。

“建一個海洋牧場需要4億元至5億元，漁民怎麼買得起呢？租賃是很好的辦法。扶持弱小群體，需要金融的支持。”胡問鳴提出了“產生融、融促產”的概念——“產生融”，就是產業發展催生了金融需求，需要金融的支持﹔“融促產”，就是把金融服務作為促進產業發展的重要力量和保障。產業企業不能為了金融而搞金融，而要搞與產業緊密相連、促進產業發展的金融﹔同樣，沒有金融意識和金融能力或保障的產業企業也是難以發展壯大的。所以，產融結合是產業發展之路。

胡問鳴說，把優質資產注入上市公司，落腳點是以資本市場促進產業發展升級。目前，中船重工已擁有5家上市公司，資產証券化率超過50%。

資本市場高質量發展的基礎和信心支撐，決定了市場是否具有吸引力。中船重工對資本市場負責任，對投資者負責，根本的是保証旗下上市公司的品質是優良的，所以要不斷進行資本運作，置出不好的資產，置入優良的資產。

對於資本市場治理，胡問鳴提出，依法治市與推動發展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要統一起來。一方面，要實行嚴刑峻法，誰出了問題就狠狠處罰誰，讓他不敢來觸犯法規﹔另一方面，要堅持法治，避免過度監管和過度管轄，不要讓想做事的人瞻前顧后、畏首畏尾。

“我想，船舶只是海洋裝備的一個方面，服務海洋強國建設海洋戰略，已經不能代表海洋經濟海洋裝備未來的發展方向，我們必須踐行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指出的海洋強國戰略，發展海洋裝備、海洋工業。”胡問鳴堅定地說，伴隨著海軍的發展建設和海洋強國建設，我們要讓海洋裝備馳騁深遠海、向深向遠向前，讓海洋裝備技術跨進陸空天，為陸上服務，為空中服務，為航天服務。(董少鵬 閆立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