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揚人類命運共同體文化理念，構筑共同安全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世界人民和諧共處、有效解決全球性問題的正確選擇和正確道路，已成為中國引領時代潮流和人類文明進步方向的鮮明旗幟。2019年以來，從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提出“積極架設不同文明互學互鑒的橋梁”，到亞洲文明對話大會指出“加強世界上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鑒，夯實共建亞洲命運共同體、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人文基礎”，從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第十九次會議強調“攜手構建更加緊密的上海合作組織命運共同體”“要把上海合作組織打造成包容互鑒的典范”，到亞洲相互協作與信任措施會議第五次峰會明確“謀求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安全，尊重文化多樣性，將亞洲建設成持久和平繁榮的和諧地區”，我國多次在重大國際場合呼吁強化共同安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文化理念，持續在國際社會引起強烈反響。

中國堅持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新安全觀，強調中華文化夯實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人文根基，奠定了開放包容、交流互鑒的共同安全理念。在6月初結束的第18屆香格裡拉對話會上，我們向世界作出鄭重承諾：中國的社會主義國家性質，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為貴”的中華文化傳統，決定了中國始終走和平發展道路。中華文化的傳承發展及與其他國家和民族文化的交流互鑒，將構筑起人類命運共同體共同安全的堅實人文根基。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追求世界性安全的共同體。面對西方國家頻頻拋出中國“威脅論”“責任論”“搭便車論”和“修昔底德陷阱”等諸多質疑，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恰是對國外輿論生態的應對和態度，主張在安全領域，堅決反對一切形式的恐怖主義、極端主義和霸權主義，堅持以對話和協商來解決問題或化解爭端，統籌應對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威脅。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根植於中國文化傳統自古以來宣揚的“和為貴”思想。孔子提倡“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孟子提倡“善戰者服上刑”，反對“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斥責“春秋無義戰”。墨子深諳戰爭之道，但他提出的兼愛非攻思想則更執著地追求和平。老子提倡“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強於天下……大軍之后，必有凶年”。孫武認為，戰爭的最高境界是“不戰而屈人之兵”。孫臏強調“樂兵者亡”“窮兵者亡”。對和平的追求深深烙印在中國人的血脈中，“天下大同、協和萬邦”的中國傳統安全文化，得到了世界各國的普遍認同，多次被寫入聯合國文件。在政治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文化多樣化深入發展的今天，和平發展符合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和”文化是構建共同安全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文化根基。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同樣深嵌於中國革命文化中形成的革命精神。在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歷史時期，無數仁人志士同仇敵愾，為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努力抗爭。中國共產黨成立后，更是帶領人民進行頑強的反侵略革命斗爭。在中國革命歷程中逐漸形成的艱苦奮斗、長征精神、國際主義等革命精神，指引中國人民最終奪取了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勝利，也為中華民族爭取世界公平和正義，構建共同安全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樹立了信心和決心。對於經歷過反法西斯戰爭的世界人民而言，塑造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反法西斯戰爭留給全世界各族人民和國家的歷史共識和歷史遺產。“如果沒有對於這場慘絕人寰的戰爭的共同記憶和深徹悔悟，人們不可能建立起一個共同的協商機構（聯合國），更不可能一起制定出和平共處的原則（聯合國憲章）。”優良的革命精神是世界各國構筑人類命運共同體共同安全的強大精神支撐。

新時代文明交流互鑒的安全觀，強調“文明交流互鑒是推動人類文明進步和世界和平發展的重要動力”，是推動建立共同安全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觀念指向。當今世界，各國“一榮俱榮，一損俱損”，處於一個利益攸關、休戚與共的共同體中，反對戰爭、維護和平、促進發展是世界各國人民的共同願望。中國為構建共同安全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不斷超越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藩籬，與世界各國進行交流與合作，以實現共同安全和共同發展。如廣泛參加安全機制構建，加強“北京香山論壇”高端防務安全和文化交流平台建設，發布國防白皮書、派訪團參加各種國際合作交流活動。中國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派出維和人員第一出兵國、主要出資國，迄今已派出中國軍人近4萬人次。中國與世界各國一道，以對話解決爭端，以協商化解分歧，以合作促安全。

“萬物有所生，而獨知守其根”。人類命運共同體文化理念蘊含著濃重的中華文化與共同安全的基因及價值取向。夯實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根基，加強新安全觀、文明觀和全球治理觀廣泛傳播，促進國際軍事交流深度合作與互信，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實現普遍安全和共同安全的戰略抉擇。

（作者：邢揚 盧勝軍 蘆其國 作者單位為軍事科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