鍛鋼鐵人生 鑄大國精器

　　中國工程院院士徐匡迪。 本報記者 常 理攝

　　人物小傳：徐匡迪，1937年出生於浙江桐鄉，1959年畢業於北京鋼鐵工業學院。1995年至2001年任上海市委副書記、市長，同年當選中國工程院院士。2002年任中國工程院院長、黨組書記。2003年3月當選第十屆全國政協副主席。2010年6月，任中美友協會長。

　　前不久，我國工程科技界最高獎項——光華工程科技獎在北京揭曉，中國工程院院士徐匡迪榮膺光華工程科技獎成就獎。此獎項自1996年創辦以來，每兩年頒發一次，其中最具分量的成就獎每屆隻頒發一人，至今已多屆空缺。

　　曾是我國著名冶金專家的徐匡迪，在數十年人生經歷中，多次變換角色。他當過校長、市長，還當過院長、會長。如今，雖已年過八旬，他仍以戰略科學家的視角，為京津冀協同發展作貢獻……

　　回看徐匡迪富有傳奇色彩的經歷，不難發現，早年鋼鐵行業的從業經歷，鑄就了他鋼鐵一般的意志力，使得他無論從事什麼工作，承受怎樣的壓力，都能夠坦然面對，排除萬難，取得勝利。

　　鋼鐵報國

　　鋼筋水泥，是一個國家現代化程度的標志。上世紀50年代初，新中國百廢待興，鋼鐵年產量僅為幾十萬噸。在那個以鋼鐵產量“論英雄”的年代，偌大的中國沒有自己的鋼鐵工業和冶金技術，怎麼能行？

　　懷揣著一腔報國熱情的徐匡迪，1954年考入了當時被譽為“鋼鐵搖籃”的北京鋼鐵工業學院，在此后數十年的時間裡，徐匡迪一直和鋼鐵打交道，長期從事電爐煉鋼、噴射冶金、鋼液二次精煉及熔融還原等方面的研究，為我國的冶金技術逐步走向世界前列作出了重要貢獻。

　　這一系列成果，都與他大學時期打下的堅實基礎分不開。徐匡迪回憶說，學校非常注重實踐，從大一開始，冶金專業的學生就要系統地學習並參與煉鋼的每一個環節，從最粗重的渣坑清理、平台清掃、撬爐門、堵出鋼孔，一直到爐前吹氧、取樣、測溫、扒渣、合金計算、補爐等，每個環節的操作都必須掌握。

　　每當回憶起這段經歷，徐匡迪總是用“美好”來形容。“雖然今天我們的鋼鐵冶金技術早已實現了機械化和信息化，這些陳年舊事看似不值一提，但這恰恰提醒我們要與時俱進，不斷創新，從實踐中掌握科學技術真諦。”

　　改革開放后的1981年，已擔任上海工業大學（今上海大學）冶金工程系副主任的徐匡迪被選派去英國帝國理工學院做訪問學者，系統研究鋼鐵冶金技術。對於原本需要3年到5年完成的課題，徐匡迪堅持要在兩年內完成。“國家需要我，我必須盡早完成研究回國工作。”徐匡迪對他的導師說。

　　在兩年的時間裡，他從來不給自己任何休息的機會。“每天兩次茶歇，我從來不參加，這樣能多工作一小時﹔每天下班后，我繼續加班4個小時。”憑借鋼鐵一般的意志和信念，徐匡迪奇跡般在兩年內圓滿完成了課題研究，贏得所有外國專家的認可與尊重。

　　80年代中期，徐匡迪被邀請到世界著名的噴射冶金公司——瑞典蘭賽爾公司做副總工程師。有一次，他通過自己從國內帶去的煉鋼鏡判斷出其中一爐鋼的出鋼溫度不達標，當時的外國專家都不信。后來結果証明，徐匡迪是對的，由於溫度不足導致了近200噸鋼水凍在鋼包中。從那以后，每當試驗爐出鋼時，公司總要求徐匡迪用“中國眼鏡”看一看溫度。

　　在英國、瑞典的學習和工作經歷，為徐匡迪搭建了更高更廣闊的平台，同時也使得這位“工科男”開始關注經濟。他坦言，這些經歷為他今后從事經濟管理工作打下了一定基礎。

　　院士市長

　　1995年，對於徐匡迪來說，是特別有意義的一年。這一年，他完成了人生的重要角色轉換——出任上海市市長。同年，他又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成為中國第一位院士市長。

　　從科研崗位到黨政工作的轉變，並沒有讓徐匡迪感到不適應，他很快找到了二者之間互通的連接點。“科研是從宏觀到微觀的過程。拿冶金來說，材料斷裂是一個宏觀現象，科研人員先要分析斷口是韌性還是脆性，再分析裡面的組織結構有什麼問題，用電子顯微鏡做檢測。黨政工作則是從微觀到宏觀的過程，需要對每一個具體問題展開調研，隨后找出其中的共性問題，再研究應對政策。”

　　上世紀90年代，上海紡織業面臨產業轉移。有一次，上海國棉一廠的很多工人集聚在車間裡，有人哭有人發脾氣，因為他們的機器要拆下來運往新疆石河子。知道此事后，徐匡迪第一時間趕到現場，和老中青三代紡織工人面對面交流，傾聽她們的心聲。在綜合各方因素考慮后，上海市政府決定根據工人年齡段做分流安置，讓她們走上了新的工作崗位。

　　徐匡迪在上海市市長位置任職的6年裡，上海的經濟建設和改革發展得到了深化：成功舉辦了2001年APEC會議，並在申辦2010年世博會中，贏得首輪角逐的勝利，國際大都市的地位逐漸奠定，“臭名遠揚”的蘇州河得到治理，教育事業得到快速發展，這些實事至今為上海百姓稱道……

　　2001年，徐匡迪被調往中國工程院工作，次年當選院長。這時的徐匡迪，已經64歲。他說：“盡管已臨近退休，但是在工程院，我還是小字輩兒，當時院裡的很多院士都是我的老師、太老師，我要再一次做學生了。”

　　站在我國工程科技領域的最高殿堂，徐匡迪深深地體會到，科學家要專注於自己的研究領域，更要善於和跨專業的專家交流，研究共通的問題。任職期間，徐匡迪先后組織了先進制造業、城鎮化、人工智能等多行業、跨領域的國家重大咨詢工程，為國家戰略決策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

　　工程科技是推動人類進步的發動機。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土木、冶金、採礦、地質、水利等工程科技領域已處於世界領先地位。作為一名戰略科學家，徐匡迪也清醒地意識到，我國與世界科技強國之間還有差距。

　　“我們會制造重型器械，但高端的精密器械少，很多核心和關鍵的精密元器件還是要從國外進口。這就如同肌肉強壯了、骨骼大了，但心臟和腦子跟不上。我們的科研人員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把創新主動權、發展主動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徐匡迪說，我國需要大國重器，更需要大國精器。

　　家國情懷

　　出生在抗日戰爭年代的徐匡迪，自小就蒙受了國破家亡的苦難，父母原本為他取名“抗敵”，希望他將來能夠抗敵報國。后來，戰爭快結束時，小學老師為他改名為“匡迪”，一方面取抗敵的諧音，另一方面寓意“匡扶正義，迪吉平安”。

　　“應該講我的家國情懷，和小學教育有很大關系。我們的老師大多是從東北流亡過來的學生，家國情懷很深。”徐匡迪說。正是這種流淌在血液裡的家國情懷，讓徐匡迪時時刻刻不忘報效國家，他深知一個國家的繁榮、富強、和平是多麼重要。

　　當年在蘭塞爾公司的任期結束后，公司曾強烈要求徐匡迪留下工作，開出高薪，還提出把他的夫人和子女接到瑞典，然而被他毅然拒絕。

　　“我從讀中學到大學從來沒交過學費、書費，都是政府供的。用那個年代的話說，是黨和國家用勞動人民的血汗培養了我，我不能辜負了國家對我的期望。”徐匡迪說。

　　從瑞典回國之前，時任上海工業大學校長的錢偉長到瑞典出差，住在徐匡迪家裡，臨走前同他談了很久。“錢校長講了很多他當年的經歷，國家困難，交通不便，但是他還是堅持要回國，就是要為國家做點事情。”徐匡迪回憶說：“我當時非常感動，幾次落淚，下決心一定回國。”

　　從年輕時的出國求學，到如今獲得光華工程科技成就獎，徐匡迪發自肺腑地感恩國家和時代給他的一切。他說，科技工作者要珍惜難得的歷史機遇期，為國家和民族多學習、多儲備、多奉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