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錦：“新常態”下國企尋求改革新邏輯

回首2015年，“國企改革”是貫穿全年的高頻詞。

這一年，被稱為全面深化國企改革的“關鍵之年”。雖然國企經濟增長“換擋降速”，面臨嚴峻挑戰，但改革依然“快馬加鞭”，一個個過去被表面擱置而內在發酵的改革難題，擺在社會聚光燈之下，纖微畢現。

春天， 混合所有制接續上一年的討論，資本証券化熱潮不期而至，推動“互聯網+”和“中國制造2025”相融合在兩會期間成了主調﹔夏天，對裝備制造業的產能走出去進行部署，推進更高水平對外開放，拓寬了國企發展的外部空間﹔秋天，國企改革頂層設計在上百次修改后終於出台;到了11月，國企改革配套文件還沒出齊，供給側改革大旗突然出現，結構優化成了主題，中央企業重組在10天公布3家……太多新變化，太多新氣象，太多猝不及防。 然而，始終有條主線鮮明地擺著：這就是國企改革。

在這一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在召開了11次會議，有6次研究國企改革。設計圖、指導意見緊鑼密鼓地提出，內容涵蓋了國企發展的諸多領域。這不僅意味著改革階段的遞進，當然也標志著改革陣痛時刻的迫的近。

2015年，“新常態”下國企尋求改革新邏輯

進入2015年，國企似乎一直在突圍之中。其實，圍牆一直是存在的，只是人們沒有注意，或者是速度的光環奪去人們的視線。

“新常態”，首先是經濟增長上的困境。GDP增速自2010年一季度達到12.1%的高度之后，一直在震蕩下行，直至2015年的6.9%。虧損首當其沖的是8大行業，鋼鐵、煤炭、水泥、玻璃、石油、石化、鐵礦石、有色金屬。截至2015年初，幾大行業的生產價格指數（PPI）已連續40多個月呈負增長狀態，這幾大行業對整個工業PPI下降的貢獻佔了70%—80%。這些行業，多是重工業，在國企中特別集中。

“新常態”，也包括體制機制上的困境。政企分開這個最大的難點從1984年提出以后一直沒有得到解決，企業不能成為獨立的市場主體。政府這個婆婆管的太多了，企業活力少了，效率下來了。其次，公有制的國有企業戰線太長，使國有資產競爭力減弱。再次，國有經濟創造了總工業產出的不足與過剩的同時存在，形成我國經濟增長悖論。更為人們關注的是，國企內部人控制”，腐敗加劇。

每個歷史階段都有每個歷史階段的難題，但同樣，每個歷史階段也會催生解決這些問題的辦法。

“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把需要攻堅克難的硬骨頭找出來，把需要闖的難關、需要趟的險灘標出來”……2015年之所以關鍵，原因是改革難題多，發展轉型之艱與改革攻堅之難，交織並行，既面臨著改革阻力較大、障礙較多的硬骨頭，也面臨著轉變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加強民生保障等硬任務，還有“三期疊加”、“兩難”增多背景下的新難題。

進入2015年，人們對發展能否保持長期活力、改革能否頂住壓力爬坡過坎，產生過疑慮。中央果斷給出了明確回答——改革是突破困境、提振經濟的關鍵一招。

“關鍵之年”國企尋求突圍的四面出擊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引發的國企改革議論呈漲潮之勢。政府智庫部門的研討會多以混合所有制改革為主題，圍繞股權多少來討論，一方維護公有制，防止國有資產流失;一方是鼓吹私有化，甚至是消滅國企。討論的焦點在所有權上，而不是經營權上。

直到2015年兩會，李克強總理報告表明有序推進混合所有制。《澎湃新聞》用這個標題“混改基調發生變化:積極變有序”。混合所有制這個被視為改革“重頭戲”的聲音方才漸漸平息。后來，《指導意見》對混合所有制的表述“不搞拉郎配、不搞全覆蓋、不設時間表、成熟一個推進一個”，而且“嚴格程序、公開公正，杜絕國有資產流失”。這種口語化鮮明的告誡正是對此前種種現象的回應，顯現出國企改革曾經有過的浮躁。

自2010年之后，我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持續降低表明，經濟轉型不再是一個未來的選項，而是一個現實的問題。

問題在於，如何獲得實現這種轉型的動力？3月的兩會，央企老總們競相發言，傳統業態、傳統行業的衰落與“互聯網+”催生而來的新產業、新業態的突起，表現得更為明顯。這些來自各中央企業負責人的思路猶如八仙過海，各顯神通。一時間圍繞技術創新的議論蜂起，雖多是空談，但不乏真心。

如果說圍繞技術創新的轉型升級議論是從內部尋求突圍，而深化和拓展對外開放則是從外在空間上經濟轉型的動力尋求突圍，當然也是產能過剩的釋放需要。6月間，央企議論的重點轉向執行“一帶一路”戰略。 中央企業對外開放“新”在何處？就是要在產業和能力的輸出上作出好文章，最終取決於與“一帶一路”國家的合作成功與否。中央企業在新一輪對外開放中的“三高”指向是，中高速增長、邁向中高端水平，在更高層次上嵌入世界產業鏈條。將鋼鐵、有色、建材、鐵路、電力、化工、輕紡、汽車、通信、工程機械、航空航天、船舶和海洋工程作為重點行業，分類實施，有序推進。交通運輸業和裝備制造業央企間的重組合並引發股票市場的震蕩。

在7月，一場資本市場保衛戰在央企打響。正像股市短短幾個月沖破5000點，喧囂的背后，危機潛藏。全社會掀起炒股熱，資本市場流動性顯著增強，出現“脫實入虛”的情況。5月到7月間股市再次出現巨大震蕩，使得7月初財政部、証監會、央行、國資委、銀監會等幾大部委和100多家央企聯合行動，才平息了這次股市風波。 當全社會目光還停留在資本市場的時候，習近平總書記在東北向全社會發出明確信息：搞好經濟、搞好企業、搞好國有企業，發展實體經濟。激活實體經濟成為后期穩增長的關鍵所在，而作為實體經濟的排頭兵，無論從產業安全還是經濟發展來看，國有企業在其中都承擔著最為重要的角色。

千呼萬喚始出來的國企改革頂層設計方案

年初，傳出消息《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指導意見》在多次修改，方案可能以“1+N”形式發布。其中，“1”是指首先會出台一個深化國企改革指導意見，“N”是指十幾個配套方案。持續的社會關注與追問，使得這個問題愈來愈引人注目。

9月1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關於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公布，這份新時期指導和推進國企改革的綱領性文件的“神秘面紗”終於揭開。

這份長達八大章、30小節國企改革文件出台后，國企改革九個配套文件相繼出台。央企、地方國企加快了落實改革舉措的步子，積極引入其他國有資本或各類非國有資本實現股權多元化﹔探索實行混合所有制企業員工持股等等，陸續進入試點。

《指導意見》有兩個重要說法：新時期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綱領性文件，在國有企業改革發展史上具有重要裡程碑意義。前半句話是內向的，由《指導意見》的現實地位決定的﹔ 半句話是外向的，由《指導意見》的歷史地位決定的。

事實上，對於國企何去何從，決策層早已作出明確表態——國企不僅不能削弱，而且要加強。這一精神，在此次《指導意見》中再次被強調。改革決不能把國有企業改沒了、改垮了，而是要更好體現和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關鍵是能否抓住國有企業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開這個根本。國企改革的邏輯體系要以此展開，才能形成焦點，形成體系。

《指導意見》出台后，各種輿論反映總體上是平和、理性的，和之前兩年多時間裡的各種討論、爭議形成了對照。這種輿論反映在一定程度上說明，歷經修改的《指導意見》，基本達到了尋求最大公約數的效果。

《指導意見》 主題是國有企業與市場經濟融合﹔焦點是經營權，要從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開來尋找活力，最后落腳點是“活力”二字。一個是主題，一個是路徑，一個是目的，這三個要素是國有企業改革頂層設計基本的和決定的要素。

從《指導意見》來看，分類是為了讓國有企業與市場的深度融合點，走向市場，讓活力迸發﹔完善現代企業制度是為了打造充滿生機活力的市場主體，完善企業市場化經營機制，激發企業的內在活力﹔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是引入各類資本的外在活力﹔推動國有資本合理流動優化配置，是清理堵塞，是造就新的活力，讓“營”這一目標得以實現。這四大部分，實際上都是從解決經營權入手的，是圍繞活力來說事的。至此，一個政策的邏輯體系初步形成。當然，中國國企改革的理論體系沒有形成，使得這場改革更象是資源與利益的重新調整，更富戰略轉移特征。

供給側改革,把國企推到新轉折的關口

文件出台了，接著是新的配套文件陸續出台，好象改革的事並沒有進入實施階段。頂層設計能否落地生根，取得讓群眾滿意的實效，成為新的考驗。

在央企重組喧囂了一年之后，進入12月份突然發力。僅短短10天就有3起重組，涉及6家央企近萬億資產。2015年重組的央企已達10家，為近5年來之最。國資委副主任張喜武在12月11日國新辦政策例行吹風會上透露，央企重組后續還會繼續。過去一年，坊間一直盛傳“神車”“神油”“神船”和“神運”重組，現在大半的傳言已成真，

中海和中遠的重組與今年8月份重組的南車和北車一樣，都屬於行業內的橫向整合。而中冶與五礦的重組被定義為縱向的產業鏈整合。中冶並入五礦，既有重組的特征，又有清理退出的特征。五礦和中冶的重組，像其它央企重組一樣也考慮了“一帶一路”、非洲工業化、中拉經貿合作、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建設等經濟轉型發展的戰略新機遇。

后來，人們明白現在央企重組是另一場改革推動而成，這是供給側改革。

從11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首提“供給側改革”以來，這個詞就不斷出現在各類中央會議中，一直延續到12月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在會議新聞中，“結構性改革”一詞出現17次之多。作為中國經濟的主體，國有企業對供給側改革的結構調整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2016年是國企結構改革年，也是清退產能之年,國企面臨巨大的壓力，也面臨巨大的機遇。

2015年要走了，留給2016年的是國企結構改革年，也是重組與清退產能之年。對一些虧損國企無異是“要命”之年，過關之年。2016年經濟有五大任務，第一是去產能。“僵尸企業”將會通過市場化兼並重組和依法破產兩條途徑進行處置，依法破產又分為重整、和解、破產清算三種具體形式。對“去產能"，是用西醫的化療，還是保守療法，亦或兩者兼而有之，現在仍是眾說不一。

國企改革還沒有落實，又是供給側改革，兩場改革是替代還是重迭？可以這樣理解，國企改革是以產權為主要內容的體制改革，國企供給側改革是以產業為主要內容的結構改革，兩者是相輔相成的兩種改革。國企改革對國企供給側改革有四個作用要發揮，這便是引領作用、支撐作用、互動作用、保障作用。可以這樣認為，國企改革深入不下去，國企供給側改革也難以推行。

如果細讀9月13日公布的《關於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不難發現其中貫穿了新供給經濟學的思想。《指導意見》所體現出來的核心思想是“放鬆管制、對內搞活、加強監管、轉型升級”等典型的供給側管理思維。

2015年的改革把初期目標定格在2020年，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時間相一致。供給側改革把初期目標定格在在2017年，時間更為緊迫。

快要離開2015年踏進2016年門坎時，猛地想起1996年年底。此前連續三年的國企改革，總難突圍。從1997年起，氣勢磅礡的關停並轉、抓大放小直面而來，於是有了國企的“三年脫貧解困”。國企改革與國企結構調整同行，於是有了新世紀的國企改革紅利，有了央企快速發展的十年，難道歷史的邏輯又把我們推到到這一關口？難道國企又到了脫胎換骨的時候？

也正因為如此，2016年被寄予前所未有的希望：國企對2016年的巨大陣痛，到底有多少准備？那些有待破產的企業，能否度過風雨飄搖的2016？那些已經經歷過的陣痛，會否迎來涅槃？那些埋下的種子，會否茁壯成長？那些精心做出的設計，是否帶來國有企業的活力如期而至？人們在新的期待之中。 （作者為中國企業研究院首席研究員李錦）